枫江下游距离汇入榕江出口约六七公里处，有一古渡，名曰：问津渡。问津渡连接了枫江两岸，是古时候揭阳通往府城潮州的又一条交通要道。

　　揭东区玉窖镇官硕乡人在此临水而居，守着两江之水，过着富庶的渔樵耕种生活。又有问津渡贯通府城潮州，水路交通畅达，货运转输便利，因此招来商客如云。明末清初，乡民便已经在这里摆卖果蔬时鲜货物，他们将河鲜与稻米等农副产品在此交换，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壮大。到了清代中期，来这里买卖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有外乡人运货到这里贸易，有了商业集市的雏形。因为这里临近通往潮州府城的问津渡口，故而当地人将它称为——溪头埠。

　　溪头埠位于玉窖镇官硕乡东南边，在依靠水路运输的手工业时代，这里是绝好的黄金水道。商业文化开始在这里萌芽发展。

　　为了使集市更好的有规范的发展，光绪十七年（1891），开明乡绅李春江牵头倡导创建市场，他召集了五社有名望的乡绅一起开会研究。这里的五社就是现在的南面村、东面村、桥头村、新寨村、东边村等五个自然村。经过协商，大家形成共识，一致赞成开埠建市，遂以各社集资的形式筹建，并将地址选在溪头埠。意见统一之后，领导者通过严密的土地规划，绘图测量，终于绘制出一个总面积为10000平方米，共有店面115间的规整集市来。经过二年的建设，该市于光绪十九年建成通商，并以官硕李氏家庙“凤凰堂”的名字命名为“凤凰市”。

凤凰市是潮汕地区极为罕见的民间自发的有集中规划和统一管理的集市。

　　凤凰市划分四门，即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四街，即东街、南街、西街、后街等；还设二横巷，中间一片宽埕。从问津渡口上岸，就见东门，上面写着“凤凰市”三字，至今仍然清晰可辨。进了东门就是东门街，东门街最为规范，也是凤凰市地理位置最好的街道。街长 50米、宽2.6米，南北相向铺面各13间，整一色的木石结构骑楼，廊下宽1.8米。集市建成开埠后，凡来落户经商的，每户必须缴纳银元59元。对于无力缴纳的人，李春江都代为垫付，待到他们经营上轨获得利润再作偿还。为了共同利益，经营者成立了商会，集市的管理由商会负责，按成交额或佣金收取会费。收入用于教育所需与乡里的公益事业。因为管理规范与买卖公平，自新市建成，115间店面无一空闲。为了照顾零担散客，商会还特意在空埕上搭建简易蓬棚供他们摆卖。因为贸易繁荣，管理规范，买卖公道，许多商铺经营稳定，从开埠到建国初期，基本都是世袭经营。

　　它汇聚八方商贾，商品经营齐全得惊人，将明末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推到极致。据现有的《官硕乡志》记载，除了日常所需的农副产品交易与生产资料的流转，以及各种手工业作坊，如酿酒坊、酱油酿坊、理发店、染布坊等等。还有中西医寓、中西药店、杉行、布行、古玩店、铁铺、货仓、酒肆、客栈、茶楼、戏馆、赌场、妓院、棺材铺、瞑纸店等等，应有尽有。通过这些记载，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凤凰市是怎样的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江面舟楫往来如梭，渡口商客接踵摩肩，人头攒动，真正的货如轮转。潮汕平原盛产的大米、蔗糖、甘薯等农副产品向外输出，有的远涉重洋，到了海外。

　　每个夜幕降临，市井街灯与枫江渔火交辉相映，弦箫潮曲与鼓乐琴筝缭绕，如果那个时候有另一位画家将这些场面描绘下来，那么它将是另一幅流传千古的《清明上河图》。

1939年，日寇占领了潮州、青麻山等地。枫江成了揭阳东部前沿防线。当时防线守军为国军独立廿旅，旅长张寿于1940年5月4日决定对侵潮日军进行经济封锁，遂下令封闭了沿线港口集贸市场，仅留下凤凰市为出入口。此时揭阳的农副产品以及锡、乌等矿产品皆由凤凰市集散转输出口。化肥、布匹、煤油、火柴、肥皂等日用品则从潮安的浮洋市化整为零运至凤凰市转销到兴梅江西等内地，一直到抗战结束。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在凤凰市设立了税务站和邮政代办所。再后来在各种改造、批判与割尾巴的运动中，凤凰市私人商业活动被消灭了，剩下人民公社办的经销社。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凤凰市的商业活动才有所复苏，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但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扩大，商业贸易的中心逐渐转移到路边。2000年，官硕乡在靠近国道的新寨村重新规划了官硕市场，凤凰市彻底失去贸易功能，从此寿终正枕。

　　为生成此文，在这个雨啃烂了生铁的季节，到此遛转一圈。湿滑的青石板路发出深黛色的幽光，呈现出浓浓的历史感，石块在溃烂的墙体中裸露出来，破败的木质窗棂摇摇欲坠。时光已经在这里霉变，一切从喧嚣到宁静到死寂，这里已经人迹罕至，只有两座古神庙仍然镇守在此，望着发黑的枫江水黯然。

　　凤凰市，因天时地利人和而生，也因天时地利人和而灭，仿佛诠释了佛家的六道，如今它就只能活在文字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