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神的祭祀，是种社区性的节日。潮汕人把这种节日俗称为“营大老爷”。 

    这种节日起源于土地崇拜，上地崇拜导致土神的产生。土地之神，古人称之为“社”，潮汕人则把它叫做土地公或者伯公。土神的祭祀，有两种性质。一种出于对所耕种的土地的崇拜，是对土地上生长五谷，供给人们食粮的报德；一种出于对所定居的土地的崇拜，是对土地营建乡邑，保护人门安居的感恩。在亡古时期已经是这样。商代的甲骨文，就有“要不要向邦国的土神祈求丰年”的卜问(《前》4·17·3)；近年在郑州商代工城遗址发掘出一处以立石为中心的祭祀地，考古学家说，这是建城时祭祀土神的遗迹(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在潮汕，伯公的祭祀仍然保留着这两种性质。上面提到的六月廿六引自公生，属于前一种性质。潮汕人建房子、创村寨要先拜伯公，属于后一种性质，而乡闾间在春日对伯公的祭祀，则两种性质兼具。例如：

    《普宁县志》载：

    (二月)春社日，各乡农民具香帛、酒馔，相率祀其乡之土神，以祈谷。祀毕，聚饮于神侧，曰“做社”。

    《南澳县志》也载：

    (二月)二日，各街社里逐户敛钱，宰牲演戏，赛当境土神，名曰“春祈福”。

    春日社神的祭祀，既有五谷丰登的祈祷，也有台境安宁的冀求。在潮汕社会最基层的里社，社神大多就是伯公。

    营大老爷是由乡闾的伯公祭祀发展而来的。

    乡间社神的祭祀，本来只是一种宗教仪式，后来，由于在祭祀过程出现了某种社会组织形式，社祭本身也就开始有了其他的功能，这种发展，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

    《荆楚岁时记》说：

    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飧其昨。

    可知梁朝时候，社祭之日，邻里合会醵钱买办牲酒祭品，先祭过土神，然后大家一起聚餐。社祭除了酬神之外，显然也有了增进邻里团结、加强乡村治理的作用。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社区的整合与扩展的过程，产生了社祭和庙祀的混和，即在一个扩大了的社区中，由某一座神庙承担起社坛的功能。这座神庙所供奉的某一位神明也就成为这个社区的社神，潮汕人将它称做“大老爷”。

    潮汕各地的大老爷名目众多。其中有进入朝廷规定把典的神明，如城隍、关爷、妈祖等等；有佛道诸神，如南极大帝、玄天上帝、吕祖等等；更多的是民间创设奉祀的杂神，如三山国王、安济圣王、双忠圣工、雨仙爷、水仙爷、龙尾爷、珍珠娘等等。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里，各色名目的老爷按照其祭祀范围的大小，被组织在一个有等级的系统之中。在乡村，里社各有所祀的伯公，全村有共祀的大老爷；有些地方，相邻的几个村子由于行政上或者经济上的原因而有了密切的关系，也有数村共祀的大老爷。在城镇，街巷各有所祀的伯公，各坊有共祀的大老爷，而其上又有全城镇共祀的大老爷。这些伯公、老爷的祭祀，还保留着上古上神春祈的遗风，时间集中在农历年初，故潮汕有“营神正、二月”的俗谚?

    营神的营，是潮汕方言词，在这个短语里，它保留着回绕(《汉书颜注》)和畛域(《文选薛注》)的古义。上神的祭杞而称作“营大老爷”，是因为祭祀过程，必有土神巡土安境的仪式。照潮汕人通常的说法，营老爷分文营和武营两种。在最基层的社区，文营的做法，是在祭祀仪式过后。将老爷请上神轿，由选定的丁壮抬着，仪仗鼓乐前导，巡遍社区的每一条巷子，再绕社区的边界游行一圈， 回到神厂。武营的做法，一般只有乡村社区才采用。祭祀仪式过后，要先用红布将神像捆紧在神轿上，做好疾跑的准备。营神开始，各条巷子的巷头都燃起篝火。丁壮们抬起神像，飞奔来到篝火前，用力把神座举到头上，纵身跳过火堆，跑过小巷。跑完村里的巷子，又跑出田洋，抬着老爷巡游村界，回到神厂。潮汕人把这种做法叫做“走老爷”——潮州话的走，是跑的意思，这也是一个保留着古义的方言词。不管是文营还是武营，其原始意义，都在净土驱邪。不过，这一宗教仪式对于每个社区，实际上又有着整顿社区秩序、强化社区治理的功能。

    在营大老爷的日子，要演戏酬神。老爷出巡的仪仗队伍，由标旗、彩景、醒狮、歌舞、大锣鼓、潮乐队各个并不固定的部分组成，尽管由于社区具体情况不同，仪仗队的规模可能差别甚大，但都充分展示了观赏和娱乐的性质。于是，坊乡的这种土神之祭，毫无疑义地成为一个社区性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