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丙安教授指出：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功利性，是民间信仰动机与行为目的之显著特点，民间信仰始终以最实际的功利要求作为崇敬鬼神的一把尺度，来调节人与人、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中的所有迷信事象，都与每个人或生活共同体的局部利益密切相关（引自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1页）。

    由此可见，潮州的城隍信仰，究其实质，乃是潮州人与城隍神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的“人”“神”互动关系。依据老一辈的忆述，参照地方史志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城隍庙会的构成要素与功能。

    庙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祭神”、“民间艺能表演”、“商品交流”三大方面，并由此而组合为庙会之有机整体：如果说“祭神”乃庙会的骨骼，那么“民间艺能表演”即是庙会的肌肉与外表，而“商品交流”则是庙会的血液。骨骼是基础，肌肉与外表则是其丰富的内容，血液就成了增强活力的添加剂；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正是因为这三大构成要素，遂衍生出庙会的三大功能——1、信仰功能：从中获得精神安慰，从而达到心理平衡；2、娱乐功能：丰富多彩的民间艺能表演，使人们得到一次艺术享受和感情宣泄；3、经济功能：作为一种大规模的集市贸易活动，当吸引众多商客，商品交流随之活跃，交易额必然大增。由此更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城镇经济，从而为城镇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

    至于城隍庙会的类型，主要可归纳为下列两种：

    1、“出巡”型

    由清明、七月半、十月朔城隍爷三次出巡祭孤发展而来的“三巡会”，围观人数多，参与人数多，信徒参与多，民间艺人加入多，商人赶会出售商品多。尤其是信徒，不仅热情参予，而且都能主动扮演“囚犯”等诸多角色，成为出巡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府、县城隍神因级别不同，出巡时除衣冠有别外，最明显的是府城隍坐十六人抬的大轿，而县城隍只有八人抬，仪仗、旗牌也减半。府城隍、县城隍出巡的声势、气氛都十分森严。出巡都在清早，道士击云牌三下，庙外燃放万头鞭炮。接着将城隍及夫人木像抬入轿内。府城隍轿为蓝色，县城隍轿为青色；城隍夫人轿为彩色。队伍最前列为“肃静”、“回避”各八面虎头木牌，鸣锣开道。隔十余步，为白底镶红边的二十八面大旗，上面分别绘有青龙、白虎、云鹰、熊罴、太极八卦、日月星辰等。再后为六十四执事仪仗，所执兵器有刀、枪、矛、戟、金瓜、月斧、朝天镫等。接着是四郊组成的大鼓队四五十面，鼓声齐鸣，惊天动地。再后为该府所辖各县百姓送的“香山”、“香塔”、“香伞”和万民伞、万民旗等。之后为民间走会杂耍，如中幡、杠箱、五虎棍、高跷、秧歌、耍狮子、跑旱船等。

    2、“庙会”型

    庙会期间，城镇居民踊跃参予；四乡农民云集。竹木、铁业、果蔬摊贩罗列。庙会中的“城乡物资交流”盛大贸易集市不就自然而然的应运而生吗！至于庙会的功能，详见上文。

    光绪《海阳县志·卷二十》载：

    “道光二十八年（1848），知府刘浔合府县城隍重修。光绪二年（1894），绅民重修县城隍庙。每岁清明、七月望、十月朔致祭”。祭祀之城隍神是“威灵公”。

    祭祀活动是对超自然物施加影响，取悦于它，祈求帮助的一种手段。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一切祭祀活动都是认真严肃、毕恭必敬的。诚如孔子所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城隍信仰过程中当然也不例外。光绪《海阳县志·卷二十》载：祭城隍神时，须行一跪三叩礼。逢祭日，祭台摆设祭品：全羊三只，全猪三头，米饭三石。香烛酒纸随用。同时设置燎炉于坛南。黎明时分，司礼生奉城隍神牌或神像入坛，设于正中主其祭。接着，由司礼生导引，主祭官至神位前跪赞上香（俗称“上香说话”），接着宣读《祝辞》，毕。叩头起身，反复三遍后退下。再由执事者焚烧楮帛（俗称“钱纸”）。最后由主祭官到火炉前祭酒三杯，礼成，退下。司礼生奉城隍神像或神牌还庙。祭祀典礼结束。

    下录主祭官《祝辞》：

    “维某年月日，某官某致告于城隍之神曰：奉礼部札付钦奉皇帝圣旨，普天之下，率土之上，无有不人，无有不鬼。人鬼之道，幽明虽殊，其理则一。今国家治民事神，已有定例。尚念冥冥之中无祀鬼神，昔为生民，未知何故而没其间。有遭兵刃而横伤者，有死于水火盗贼者，有被人强夺妻妾而忿死者，有被人掠取财物而逼死者，有误遭刑罚而屈死者，有天灾流行而疫死者，有为猛虎毒虫所害者，有饥寒交迫而死者，有因战斗而殒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缢者，有因墙屋倾颓而压死者，有死后而无子孙者。此等鬼神，或终于此代，或没于近世，或兵戈扰攘流移于他乡，或人烟断绝久缺其祭祀，姓名泯没于一时，祀典无闻而不载。此等孤魂，死无所依，精魄未散，结为阴灵。或倚草附木，或为妖作怪，悲号于星月之下，呻吟于风雨之中。或遇人间令节，魂杳杳以无归，意悬悬而望祭。兴言及此，怜其惨凄，故敕天下有司，依期致祭。命本处城隍以主此祭镇，按坛场鉴察诸神等类。其中有为良善，误遭刑祸，死于无辜者，神当达于所司，使之还生中国，永享太平之福。如有素为凶顽，身逃刑宪。虽获善终，亦出侥幸者。神当达于所司，屏诸四夷，善恶昭报，神必无私。除钦奉外，合就牒移城隍狱神，吊出狱幽，以享祭典，久远遵行。”

    潮州的民间信仰属于多神信仰，可归纳为儒教信仰、道教信仰、佛教信仰和民间宗教信仰四大基本框架。它们相互交融、互为补充，而又自成一体，各具特色。

    儒教思想源于孔子，追求的宗教理想是成为圣人。道教奉老子为创始人，追求的宗教理想是“成仙”。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成佛”。民间宗教信仰是指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黎民百姓的不入史籍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活动。它虽然不及儒、释、道三教的显赫，但溯其源都可直追远古，比任何宗教都要古老。有学者指出：国家宗教或世界宗教，本质上都是原始宗教的“改革者”；而民间宗教信仰却是原始宗教的“继承者”。民间宗教信仰基本上没有固定的组织，没有完整的教义教理，没有特定的教规。因而没有被视为中国宗教信仰的“正宗”。然“土地爷”、“灶王菩萨”、“狐仙”等诸多的民间宗教信仰，同各大宗教相比，却有着更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更广大的信徒队伍。

    然则，在中国宗教信仰体系这个网络中，城隍信仰处于什么地位呢？

    首先，城隍信仰的理论基础“生为正直之人，死为冥官”属儒教思想。如关羽，忠勇神武，为国捐躯，符合儒家理想。所以自北宋以后，历代屡加封号，明万历时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生为名将，死为武神。各地城隍由当地有政绩的地方官或对当地有贡献的功臣当任，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第二，宋代以后，道教把城隍信仰划归其管辖范围，以城隍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和管理亡魂之神，部分城隍庙也由道士主持。这样，城隍信仰又具有颇浓厚的道教色彩。

    第三，明清时期，城隍神的主要身份是冥界地方官，佛教的阎王成了城隍的上司。无疑的佛教对城隍信仰也有一定的影响。

    以上三点，说明城隍信仰与儒、释、道三教都有一定的关系，但又不专属于某一教派。因而我们可以认定，城隍信仰应属于“民间宗教信仰”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城隍信仰在中国宗教信仰网络中的地位。从而也可体现城隍信仰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一，庙会能形成繁华的商业网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第二，城隍庙通常是全城最大的娱乐中心，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娱乐场所，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第三，城市居民对城隍的信仰，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第四，城隍信仰活动丰富了城市的民间文化内容和形式：如庙会和出巡活动为民间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机会，起到保存的作用；各类艺术品种和表演团体汇集，相互竞争，起到提高技艺、提高水平的发展作用；为适应庙会和出巡的客观条件，各种民间文化品种不断推陈出新，起到创新的作用。

    综上所述，当我们对城隍信仰作一番历史性爬梳时，对它应该如何评价呢？

    首先，城隍信仰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中国古今城市特点与民众神灵观念奇妙结合的产物。

    其次，城隍信仰在流行过程中，曾对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城市保卫战中起到稳定军心民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城隍出巡等活动，丰富了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城隍庙会，繁荣了城市经济。

    第三，城隍信仰对官吏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在他们的心理上多少留下了威慑的力量，使他们的行动有所顾忌。

    第四，城隍信仰的主体是广大的城乡百姓，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恩必报”的朴素思想，热情参加娱乐节目的意愿。

    清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四》载：“城隍庙，在县治左。旧府、县同祀。明洪武二年（1369）建，有速报等司。正统八年（1443年）知府王源重修。国朝康熙十九年（1680年）知府林杭学重修。”原址在今太平路百花台侧，府、县城隍两座并列，坐北向南。东侧一座为县城隍，西侧一座较大，是府城隍。1957年均被拆毁，城隍神像也不复存。

    但事实证明，无形的城隍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灵深处始终还是存在着的。宗教活动究其实质，乃是由于现实生活之欠缺而在精神生活领域里所作的补偿，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足证宗教活动存在着的两重性：仅有内在的信念，尚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必须有外在化的崇拜仪式，才能使宗教取得完全的表现形态。有鉴于此，我恳切希望借助群策群力，在百花台侧的原址——即已停业的古城宾馆所在地段——重建府、县城隍庙，以顺应民意，实现社会和谐，让福祉降临潮州热土。先哲王阳明《赠阳伯》云：“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良有以也。须知文化一旦以传统的形式积淀下来，便包含有超时空的普适合理性因素。今人对传统的回忆，实在是基于现实的兴趣。文化工作者应该创造性地、成功地去理解它，和它对话。只有用这样一种姿态去对待传统，传统才会成为新文化创造的“灵感源泉”。并在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中实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合璧，显示人类理性的回归与升华。事实是：只有维持自己文明的传承，才能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本民族的DNA才不致迷失在全球化的大海中，以保持“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地位！

    通过对潮州城隍文化之资料搜集和系统爬梳，我们还可发现其中之又一文化“矿藏”资源：城隍庙对联。对联也叫“楹联”、“楹帖”、“对子”。是悬挂或粘贴在壁间、柱上的联语。此一文体，片辞数语，着墨无多，而蔚然荟萃之余，足使忠孝廉节之悃，百世常新；庙堂瑰玮之观，千里如见。可箴可铭，纪胜纪地；诙谐亦寓劝惩，欣戚胥关名教。一为创局，顿成巨观。警示后人：处事务必坚守道德底线！是以特恭录潮州城隍庙联数则，或作家珍之数：

须知我能宽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转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