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端蒙（1521—1554），字曰启，号同野。明潮州府潮阳县廓人（今属汕头市潮阳区）。1540年庚子乡试中举，1541年明嘉靖辛丑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山东道御史、贵州巡按、江西巡按，1554年卒于回京复命途中，年33岁。

    萧家出身书香，父子先后荣膺翰林，一时蜚声朝野，世称“父子两翰林”。有《同野集》5卷，及翰林院时的政论20多万字。

    萧端蒙是潮汕先贤，疾恶如仇，眷恋故土，有“一代明官”之美誉。

    家世出身

    萧端蒙是潮阳萧氏肇基祖萧洵第十三世孙，先祖萧御疾曾随文天祥奉宋帝在潮汕地区抗元，萧端蒙父亲为翰林院修撰萧与成，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中进士，被授为翰林院检讨。嘉靖期，晋升为承务郎翰林院修撰。

    萧家至萧端蒙之祖、父辈，萧家已是潮邑屈指可数的书香门第。萧端蒙沐浴门风，通五经，熟史籍，学老苏之学，曾于棉城（今属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见李宏新《1991：潮汕分市纪事》附录.潮汕地区的历史沿革）西岩寺设置读书处（至今保留完好）以勤诗书。萧端蒙从小得益于诗礼人家优越的学习条件，“自少沉静，通五经，熟史迁、老泉之学”。

    科举出仕

    1540年（嘉靖十九年），萧端蒙乡试中举。1541年（嘉靖二十年），中辛丑科进士，召试于文华殿，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萧端蒙更因才华出众，“行文修雅有度”，深得嘉靖赏识，由翰林改授山东道御史。接着，先后出任贵州巡按，浙江道御史，江西巡按。

    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萧端蒙奉旨到畿内治军，针对军易屯而难以聚集的问题，提出“同屯同所为伍，休则鳞次而居，行则鱼丽而阵”的管理方式。以“处粮饷”，“定员额”等措施，清理整顿了驻京军队，纠正了军官吃空额，克扣士兵薪贴等不正之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治军难题。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萧端蒙因贵州发生民族骚乱，奉旨巡按贵州。针对其地民族杂处，文化不发达，以及但朝廷名额定给太少，任缺额太多，以至省、府、县官一人兼署数职，埋没大批人才等实际情况，上奏《增解额疏》，要求朝廷增加当地考试取录名额，得到朝廷允许，提出“置督臣，增试额”，选拔当地贤良者参政，恰当地处理了民族矛盾，稳定了局势。为边远官员队伍增添生力军。

    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萧端蒙告归“养病家居”，期间强撑病体，“询诸父老，参与舆情，即所见闻，条为六议”，以《条陈远方民瘼六事疏》上达嘉靖。他抱着“冀以少苏积困”的希望，“激切敷陈”。其中均平、拓城、禁俗、均徭等建议都不无精辟之论。如拓城议，他就当年“生齿日繁，城外居民倍于城内”的情况，建议由政府划地，由百姓出工出料，扩建城池，既可使民人安居，又可防敌。惜朝廷未及时采纳其议，及后倭寇入侵潮邑，城外因无设防而半为废墟。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蒙古俺答部人寇，京师振动，已任浙江道御史的萧端蒙奉诏前往延安、绥远挑选精兵训练，入卫京城，与他的父亲一样受到了“赐金、绮”的奖励。遂迁江西巡按。在江西巡按任上，萧端蒙不畏权贵，与炙手可热的江西藩王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据史载，江西王素来骄纵，独霸一方，连“制抚大臣”都怕他三分，不惜屈膝媚事，为之嬉戏宴游。藩王的部下更是狐假虎威，为非作歹，甚至强抢“民间俊秀”，污辱府县“长吏”。萧端蒙察得实情，拍案而起，毅然上书弹劾江西王不道，并下令捕其横行不法的部属严惩，使“诸司望风伏慑”，江西省“境内肃然”。这就是流传于潮汕地区著名传说“一棒打死江西王”的依据。

    英年早逝

    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萧端蒙在江西奉诏回京，病逝于途中。年方33岁。

    作品一览

    萧端蒙在翰林院期间，便撰写有20多万言政论，所述皆是“军国重务”。作品《同野集》5卷，有《潮州耆旧集》选阙本。潮州知府何镗（浙江丽水人），对其政论及文学成推崇备至，说他“浑朴内朗”，盛赞其文章“条理灿然，辨给无爽”，“词洁而理明”。（下录数篇欣赏）

    萧端蒙：论时政书

    某闻：政有必于革，不必于因法，有宜于前，不宜于后，故象魏之法，易岁改悬，贵通变也。昔者三代之刑，世轻世重，圣人岂乐是纷更哉尽？以法不从权，则无以宜民；政不宜民，则无以保世。因时损益而适之中，此圣人所以治天下也。当今之政，咸正无缺，子孙世守，足以为治矣。然其闻岂无不宜于今而必革者乎，则损军之罚是已。夫损军之罚固善法也。国初之时，承平未久，将有绛灌之风，士皆淮濠之旧，衽革之余习未亡，而脱颖之锐心未厌也，容有抵挑功生事，轻心于一逞者，故为之法，以损军多寡为差，所以抑侥幸之途而养安静之福也。乃今则有不然者矣，何者？纨绔之子，世授节钺，非复国初之将也；市井之民，冒充行伍，非复国初之卒也。一遇寇警，其不褫魂而落胆者鲜矣，况敢轻战也哉？今辕麾之间，动以完守为上策，坚壁从寇以自保全，或有奋不顾身决于一战，其以全取胜者？固可以觊区区之赏，万一少丧师徒，则文法之吏随而议其后，故虽有应扬之略，敌忾之心者，率掣肘而不敢为。往岁虏寇中原，六支之战至环戈而莫救焉。闻之边人，皆曰：将官畏法而不敢战也。呜呼！古以杜侥幸之心，今以藉选软者之口。然则是法也，又安得恃以为常而不变哉？今庙堂之上，锐志远略，凡百施为，悉破常格。故愚敢以是说献，虽迹近于纷更，然变法以从时，反重以审势，是亦破常格之一端也。（录自《潮州耆旧集.卷十五》）

    萧端蒙：铸钱议

    尝闻圣王之造钱币也，物重而币轻，于是乎作重钱以救其轻；物轻而币重。于是乎作轻钱以救其重。所以一法令，阜货财，杜奸伪也。伏见方今钱法阏格，公私困乏，其患盖由于钱轻。何者？惜铜爱工则易于取赢，易于取赢则奸人窥利以盗铸，奸人窥利以盗铸则淆杂之钱多，淆杂之钱多则币益轻而物益重矣。故曰患在于钱轻，轻而不知所以权之，则财货壅，民伪滋，非所以通懋迁之益，明泉布之义也。故为今计，莫若铸嘉靖大钱，以五铢为定制，而布之上下。其轮郭深广倍旧钱，而以之市易，则缗准一金焉。是固圣王所以救轻之意也。或以为旧钱既废，新钱尚寡，恐不能家给而户足。况所铸之钱，费奢而直廉，非所以为国之利也。窃以为不然：夫经国者以度宜为政，而不袭于故常；议事者以成务为经，而不顾小费。夫唐宋旧钱及本朝通宝，皆轮郭深厚，其瘠薄者，不过民间所盗铸者耳。今京师虽用板钱，而大钱之流于天下者，尚不为少。宜令民间旧钱，与新颁轻重相若者贸易如故，其不及者，官徵人之而偿其值，即其所入者而改铸焉。其有私藏小钱，淆杂钱者，以私铸论，著之令甲与其治绩相一致，萧端蒙的他一直致力于著述。在翰林院他就撰写了20余篇专论，共几十万言，所述皆是“军国重务”。其中如《铸钱议》、《治运河议》等篇，都不乏真知灼见。他的著作，在明代就已有六卷集的《同野集》刊行于世，很受时人推重。与他同时代的日东篱菊放时，故人怀我正裁诗。玄晖疑有春池梦，潘永为定式，夫费奢而直廉，则奸人无所射利，以启其邪心，一利也；盗铸既少，狱法自简，二利也；易恶为美，足以富国而裕民，三利也；通财货，惠商贾，四利也；公私皆得，商农并利，五利也。费于财而便于国，用虽侈而利则宏，何足病乎？故窃以为改铸大钱便。谨识。（录自《潮州耆旧集.卷十五》）

遥思清夜山阳会，玉笛声残月未移。

    评析：诗人见秋菊开放而浮想联翩：故人正在想念我呵，可能也如同我此时正在赋诗；秋日之余晖蕴涵着春水之梦，难怪潘岳多写了几首秋兴的词章；沧洲的潮汐退了，梅岭似被霜冻过，故里的鱼呀，果呀，该不会未得收获吧。其思乡思亲的情绪，抒发得淋漓尽致，手法十分细腻，文笔十分流畅，情感十分真切。

独自深宫倍萧瑟，不知何处望春云。

    评析：将王昭君初入汉宫的心态抒写得十分传神细微，确是清词隽语。